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史书去探寻历史的真相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司马迁遭受宫刑是不是真的因为替战败的李陵说情。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提到：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

“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攻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

前一引句说明司马迁与李陵的关系并不是很铁，既没有在一起喝过一杯酒，也没有相互献过殷勤，仅仅是同朝为官相互认识而已。说明司马迁绝对没有因为李陵的原因跟汉武帝死磕的可能。后一引句说明为李陵唱过赞歌的大有人在(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且司马迁本来不打算说什么的，只是汉武帝召问司马迁，司马迁才据实说了几句，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宽慰汉武帝，自然不会有“沮某某”的主观愿望。而汉武帝却以此定司马迁诬罔之罪(沮贰师将军李广利。后来汉武帝为了坐实司马迁的罪名，残忍地杀害了李陵全家，李陵实在是有点冤。)，如果说汉武帝以“为投降的李陵说情”来定司马迁的罪还情有可原，可这“沮贰师”的诬罔之罪(诬罔在汉是重罪)实在是难以成立，这不就是故意找茬嘛。既然是汉武帝故意找司马迁的茬，说明此前司马迁有什么事让汉武帝非常恼怒，而作为史官让皇上非常恼怒的事必然与治史有关，这个不能明说的原因才是让司马迁遭受非人之灾的真正原因。

既然是汉武帝不能明说的理由，要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将其挖掘出来自然是很不容易，我们只能从此事发生的前后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来探寻司马迁遭受宫刑的真正原因。

司马迁遭受宫刑的时间。

毫无疑问，司马迁遭受宫刑的时间肯定就是李陵事件发生后不久，史书没有比较确切的记载，但肯定在李陵事件即公元前99年11月之后。单纯看这个时间点是看不出任何端倪的，但与司马迁的身份联系起来，再加之司马迁在此时间点前后所做的事情，就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史载司马迁于公元前104年受命治史，到公元前99年五年时间应有小成，可能《史记》的初稿已经完成(草创未就)，汉武帝看完初稿大为光火，且与司马迁讨价还价，但司马迁却并不让步，坚持秉笔直书(在这一点上，司马迁是占理的一方，而汉武帝是理亏的一方。相当于要求记载与事实不符的历史)。这点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曾经提到过：“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司马迁明确说了《史记》一百三十篇此时已经草创，只是还没来得及修改润色，同时司马迁能够忍受此奇耻大辱而苟活于世只是“惜其不成” (《史记》最后成书年代为公元前91年)。那么，司马迁在史书里记录了什么让汉武帝如此恼羞成怒呢?要挖掘出让汉武帝如此动怒的原因实在太不容易了。因为，即使司马迁仍然坚持己见秉笔直书，在传世的《史记》里这部分内容也会被删除，何况司马迁最终可能会迫于形势而妥协，将导致汉武帝动怒的记录抹掉。所以，要找出被删除的部分内容还得从《史记》着手，就是那些按常理必须记载而《史记》里却没有记载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