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物癖者所恋之物，往往和人体有一定的关系，如履恋、足恋、发恋、屎尿恋、爪甲恋、疮痂恋等等，在这些方面，真是无奇不有。(恋物癖的范围应该是很广的。在西方性科学中所谓“物恋”原先只适用于衣履一类的物件，但是1888年法国的皮纳出版了《实验心理研究录》一书，被认为是典范作品，皮纳在这本书中提出全部性的选择是一个物恋的现象，他说，“正常的恋爱是一套复杂的物恋现象的结果。”)

首先是履恋和足恋。

履，是一种物，它和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把足和性器官联系在一起，原是古今中外的一个普通趋势，所以履恋和足恋现象的产生是有个自然的根柢的。无论在什么时代，一个正常的在恋爱状态中的人也认为对方的足部是身上最可爱的一部分。在许多不同的民族里，一个人的足也是一个怕羞的部分，一个羞涩心理的中心。但是，任何正常的心理如果超过了应有的程度，都会走向荒诞和谬误。

在中国历史上，伶玄《赵飞燕外传》所述的汉成帝和赵昭仪合德的性的关系比较明显地表现出足和性兴奋的关系有时可以达到多么密切的程度：“帝(指汉成帝)尝蚤猎，触雪得疾，阴缓弱不能壮发;每持昭仪足，不胜至欲，辄暴起。昭仪常转侧，帝不能长持其足。

樊嫕谓昭仪曰：‘上饵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贵人足一持，畅动，此天与贵妃大福，宁转侧俾帝就耶?’昭仪曰，‘幸转侧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则厌去矣，安能变动乎?’”从上述记载可知只有合德的足才有这么大的魅力，而飞燕就不行了。

如《晋书》第四十九卷《孚本传》说：“孚性好屐，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王士桢在《池北偶谈》卷九里认为这是典午人不顾名教的流弊的一大表示。其实，这类癖习自有其心理的根据，以至于性心理的根据。阮孚的遗传似乎不太健全，他的父亲阮咸‘任达不拘”，气不过北阮的盛晒衣服，自己(属南阮)也把大布犊鼻用竹竿张起来。他‘耽酒浮虚”，连猪群尝过的酒也能喝。他“纵情越礼”，和姑母家的胡婢有性交关系，即使在居丧时也不自裁节，阮孚就是这胡婢生的，其母系的血缘虽不可知，但是如以情理推论，大概也不会太好。

清袁枚的《续子不语》卷一载有由于履恋而致疯狂的一个例子，题目是《几上弓鞋》：“余同年储梅夫宗丞，得子晚，钟爱备至，性器端重，每见余执子侄礼甚恭，恂恂如也。家贫就馆京师某都统家，宾主相得;一日早起，见几上置女子绣鞋一只，大怒骂家人曰：‘我在此做先生，而汝辈几上置此物，使主人见之，谓我为何如人?速即掷去!’家人视几上并无此鞋，而储犹痛詈不已。都统闻声而入，储即逃至床下，以手掩面曰：‘羞死羞死，我见不得大人了!’都统方为辨白，而储已将床下一棒自骂自击，脑浆迸裂。都统以为疯狂，急呼医来，则已气绝。”

还有一种情况是屎尿恋。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记载六朝名僧宝志“好用小便濯发，俗僧暗有讥笑者，志亦知众僧多不断酒肉，讥之者饮酒食猪肚。志勃然谓曰：‘汝笑我以溺洗头，汝何为食盛粪袋?’讥者惧而惭服。”

其实，以尿洗头和食猪肠、猪肚，原是两回事，食猪肠、猪肚是要把它洗干净的，正如食施粪肥而长大的蔬菜也要洗干净一样，以尿洗头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怪。至于“讥者惧而惭服”，“惧”名僧之怒则有之，“惭服”则可能未必了。

屎尿恋的极端方式之一就是饮尿与食粪。在我国的古代文献中也不乏这样的记载，如明初，有个叫宗泐的和尚，“嗜粪中芝麻、杂米和粥”食之。宗泐是明洪武年间的一位高僧，洪武中诏致天下高僧有学行者，宗泐是第一个应诏而奏对称旨的人;后来奉诏笺注《心经》、《金刚》、《楞伽》等经;又奉使西域;著有《金宝集》。再如“南州州人烹犊，取犊儿结肠中细粪，以箸调醯，谓之圣齑，无此一味，即不成盛筵”。

屎尿都是人体或动物的排泄物，而有人竟嗜之成癖。再推而广之，凡属以身上分泌、排泄以至于脱落的东西做饮食品的奇癖，都可以从性变态的方面觅取解释。

如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十一)载：“李楝之好服人精。”又载“驸马都尉赵辉喜食女人阴津月水。”赵辉这个人是明太祖最幼女宝庆公主的丈夫，家本豪富，姬妾多至百余人，在明初历事六朝，享受淫侈生活60多年。又载元“知福建院权长舆嗜人爪甲。”

在《南史》上也有类似的记载：宋刘穆之子“邕性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炙疮，痂落在闲，邕取食之，灵休大惊，痂未落者，悉禠取饴邕。”“南康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与鞭，疮痂常以给膳。”中国古代有句成语“嗜痂成癖”，起源盖出于此。